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各个机构没有必要承担截然不同的职能，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各不相同。

又如在客观要件上，科研成果绩效评估是一个重要指标与维度。例如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实际上是将公务的核心内涵理解为一种职权，包括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四项权能。

《国家监察法》第11条规定：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4]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4）一中刑终字第3611号。[26]同注释[24]，第204页。[19]公务是任务标准，国家权力总是服务于特定国家公共任务，后者甚至可以成为正当化权力的标准，法国国家法学就有国家权力公务说，国家权力为满足和持续追求人民的公共利益而存在。[29]对于科研经费管理来说，项目承担单位是主体责任人，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日常监督问责体系，例如严格规范预算调整、报销预借、劳务发放的全过程，严格执行既定标准，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程序要求和民主集中制，限制具有公权力管理地位的人凭借个人意志支出经费的空间，同时通过组织巡查、信访件处理、组织函询等方式对风险点进行有效控制，要合理利用监察建议等方式完善制度，杜绝苗头，这种责任是一种程序导向的、以监督和预防为核心的问责，而不是出现违法犯罪结果后的追责。

第二，以检察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进行职务侦察为起点的程序视角吸收或排斥了其他追责程序，形成刑事追责为主导，其他追责为附属的格局。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以所谓的机器人杀人案导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进而得出应追究人工智能之物法律责任的观点，⑤是对人工智能根本性的误解和非常低级性的错误。

ATM机、手机银行、支付宝等可能会出现系统故障，但它们并没有社会沟通能力、创造能力，它们也没有自主性。以刑法学为例，或许得益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政策信号，本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从2017年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刑事责任论等俨然成为最为耀眼的知识增长点。因此，法学家完全没有必要从索菲亚那里获得什么问题意识，也不必为它的公民身份感到欣喜或恐慌，由索菲亚引出的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是个彻底的伪问题，没有任何法制建构和法学研究上的借鉴性。概言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现状是问题性研究林立、体系性研究阙如。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推进司法人工智能以提升智慧司法乃至智慧法治，克服人类裁判思维的片面与恣意。首先，诸如删除数据、修改程序、彻底销毁等手段根本谈不上任何谴责性，这些手段早已在当今畅通无阻。

其次，正因为刑罚属于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人类更加注重法治国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谦抑性、法益保护辅助性。虽然法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起严密的公式体系，但法教义如同公式一样，提供了逻辑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保证了各部分知识之间的兼容性，按照这些公式体系来完成判断可以节省大量审查精力。如果说这也能够成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问题来源，那么可能早在工业革命推广开来之时就该去研究人工智能了，或许农业社会耕田的拖拉机伤人也该划入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话题范围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曾一度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充满热情，但随着真正有用的AI法律程序未能面世，这种热情被漫长的挫败感冲淡。

综上可见，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概念附会，将不属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强行贴上人工智能的标签，相关研究演变为AI+法律的任意性组合，不少研究者只是打着人工智能的旗号攫取话语权、提升自我身价，法学家们一夜之间变成了人工智能专家，仿佛让自然科学家都望尘莫及。人工智能并未对法律基础理论、法学基本教义提出挑战，受到挑战的只是如何将传统知识适用于新的场景。(22)但若将法律的预防功能指向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出现的假想主体，则根本错解了预防主义，一如英明睿智的秦皇汉武也不可能以展望未来的姿态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立法浪费笔墨，这与他们的想象力无关而是由于这一时代根本不存在这种定分止争的需求。自主则要求……AI可以作出自我的选择，即便它在作决定时与人类有过互动。

例如，权利义务能力是定义法律主体的唯一标准，但人工智能在权利义务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统一性原则。例如，致力于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以机器人伤人事件等为起点，比如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制造车间内发生的所谓首起机器人杀人案。

授予这样一台只会模式识别的机器‘公民，是对人类最大的羞辱和误导。面对席卷而来的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法学研究，面对定分止争的法律本性，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法律学者们是否已经找到了规制AI技术发展的理性方向？当前的热烈研究究竟能走多远，它究竟只是先一哄而上再一哄而散还是能够持续到强人工智能到来之日？空前兴盛的人工智能法学是否积累了有助于学科发展的智识，抑或仅仅是法学理论工作者们为了追踪热点并出于各自目的比如引用率高低等而亦步亦趋的学术秀？对此，笔者将审视当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格局及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其发展进路谈几点看法。

其一，不断制造、跟风、放大假问题，导致法学研究误以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夸张、炒作、娱乐为前提。将对策与科技问题当作理论与学术问题，离开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使得人工智能的研究日益滑向不可知论。但也正因为法学研究本应具有观照现实的特性，这要求我们时刻注意合理选择参与前沿技术讨论的现实契入点，在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前提下确定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避免盲目追求时髦的学术虚假繁荣。人类对自由刑、死刑的痛苦感是来自天然的肉体和心理上的，机器人的痛苦感则来自人的设计而非其自身，它没有痛感。(15)所以，与其说新技术、新风险对司法适用提出新挑战，毋宁说是不假思索的命题套路。⑨See Luke Goode,Life,but not as we know it:A.I.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Culture Unbound:Journal of Current Cultural Research(2018):196. ⑩See Michael Callier Harly Callier,Blame it on the Machine:A Socio-legal Analysis of Liability in an AI World,14 Wash.J.L.Tech. Arts(2018):59. (11)前引⑦，谢玮文，第85页。

⑧陈莹：《当机器人获得公民身份之后》，《科技日报》2017年11月6日，第6版。法学研究应该走出对AI的货物崇拜，(16)回归学术研究的理性轨道，研究法律领域的真问题。

那些经由公民机器人的诞生而产生的将索菲亚修坏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把‘她拆解其不等同于谋杀？(12)等问题，正是伪人工智能法学问题的典型代表。电子产品售后服务中心对出售的产品进行数据程序的删减、替换、修正或者按照用户意愿进行置换、报废是无比寻常的维修方案，这何曾需要以它们构成犯罪主体为前提，这些维修手段的正当性根据只在于技术有效性——以能修好为标准。

⑧对于这样一个女性只配拥有有限权利的国家来说，索菲亚更像是一个营销玩物。与无处不在的生产责任事故相比，该事件也没有本质不同，无非该设备的自动化系统更为精密而已。

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足以产生毁灭性打击，因而主张法律甚至刑法应积极应对和规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等等。究竟什么才是人工智能？学者们所言的人工智能只是借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语以吸引阅读兴趣，还是它确实挑战了千百年形成的法律知识体系？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其实并没有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题目仅仅是在顺势包装、借壳上市，这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概念附会已经吹起了不少学术泡沫。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热潮的再度兴起，使得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空前繁盛，但当前研究出现了违反人类智力常识的反智化现象。迄今为之，科学家们也给它撰写过不同的定义，甚至用各种思想实验如著名的图灵测试、中文房间理论等验证这种人工智能存在与否。

再如，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而发明的旨在引导人们从银行自助取款的机器，虽然它也被叫作自动柜员机，但它只是银行人类柜员的一种替代设施，它只有自动化而没有自主性。法学研究应该避免盲目跟风，走出对人工智能体的崇拜，回归学术研究的理性轨道。

当以异于常人的想象力从事法学研究时，研究者的判断力也会一并异于常人：概念附会、伪问题替代真问题、政策论替代教义论等一系列现象表明，一贯理性的法律人也会丢掉人类智力本该坚守的常识，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如此反智化现象，令人深思并需要警醒。但是，有学者在人工智能中讨论利用拾得或盗窃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等案件的处理，将之归入人工智能作为侵财对象的侵财犯罪，并以此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侵财犯罪刑法适用的困境问题

(四)旨在合作获利的规范模式 在制度产生的解释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创设出制度是站在合作中获利的角度来提出的，制度因它为相关行动者提供了比其他形式更多的利益而存在。因此，就社会公平而言，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我国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也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首先，执政者的领导与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决策不能仅仅理解为执政党的自我利益选择与博弈，而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其制度设计具有广泛的公共性基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而后者指出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受个人决策、行动、态度等的影响(个人主义)行动者主要关心自己行为的后果(利己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选择偏好的变量往往难以准确度量，使得理性选择分析的制度框架具有不可检验的危险，所以，在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制度化分析中，基于理性选择的制度设计与法制监督是分析重点，但也需要立足于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渊源。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法治精神始终贯穿其中，监察法、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等都作为监察委员会行使权力的依据发挥着明晰权力来源的作用。

关 键 词：理性选择/监察体制/行为偏好/制度监督/法治建设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肯定理性个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依赖制度设计达成所求，同时也认识到制度对于个体的塑造作用。可见，我国的监察体制从建国初的党委单一领导体制到党的十二大后的双重领导体制，再到21世纪以来纪检体系改革突破点的派驻统管体制，发展到今天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从上层设计逐步重视社会基础建设与公民期望引导的趋势。

只有加强体制外的人民监督，才不至于陷入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膨胀的怪圈，才能跳出古代中国腐败周期率的魔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次宪政改革，需要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的基础与保障。

因此，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是建立了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反腐败机构，纪委与监委合署办公，整合各种治理腐败等机构力量，将分散在党委、政府、检察院中的反腐力量整合在一起，加强了监察委员会反腐败的职能，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置于严密的监察之下。绝对权力会产生绝对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